大家知道重症监护室吗？

ICU是重症监护室的缩写。我问过很多朋友，他们给我的回答是：那里有一扇经常紧闭的大门，不太开，里面有很多机器；医护人员跑来跑去，好像很忙的样子；里面经常有人死，那是一个可怕的地方。有人会说：将来我老了，一定不要去那里。

作为一个在重症监护室奋斗了20多年的医生，我想说，重症监护室里有坚持，也有放弃，有死亡，也有重生，很多的故事都在那里发生。

生死之间隔着一个ICU，

我们需要坚持

我要讲的第一个故事发生在3年前。在我们医院附近的小区，一个11岁的女孩子从10楼坠落，掉下来的时候把花坛砸了一个大坑，很快被送到了我们医院的急诊室。几分钟后，她开始大出血。

越严重的外伤，给医生的时间窗就越小。

首先，我们要保证她活着。其次，我们要查明她到底伤了哪里，两个小时内，医生做CT（即电子计算机断层扫描）、做超声评估创伤情况，给气管、深静脉等插管，搭建生命支持通路。概括地说，这个姑娘肋骨骨折、脊柱骨折、大腿骨骨折；肝脏破裂、脾脏破裂、十二指肠破裂，就像一个摔碎的玻璃人。

大致明确了初步诊断后，我们决定把她送进手术室。这是一个很难的手术，在手术台上，她血流不止，一度心脏停跳。脾脏摘除、纱布填塞肝脏、消化道改道、胃造瘘、胆囊造瘘、空肠造瘘……所有问题处理好后，我们把她送往重症监护室。

如果这个时候你问我，医生，她还有希望吗？我告诉你的肯定是我们会尽全力，但是我也不知道后面会怎么样，只能走一步看一步。

在重症监护室里，我们花了一周时间把她身体的凝血功能、所有损伤都稳定下来。前三天，光是把她的床单撤下来，我们都花了很多工夫，因为她就像一个拼好的玻璃人，靠着十几根管道维持生命。家属走到床边甚至会害怕，人怎么能以这种方式活下来？

在当时的情况下，你很难想象：45天后，她的病情就稳定了，出了重症监护室。3个月之后，她就康复回校了，甚至都不需要留级。现在，她像同龄的孩子一样，正常上学。

但是，她在重症监护室的那段治疗时期并不轻松，45天内做了4次手术。除了第一天的损伤控制手术之外，医生还通过手术，取出填塞物，切开气管，做了下肢骨折固定。最后一次手术中，骨科医生还利用了先进的3D打印技术做了脊柱手术，帮这个小女孩避免了截瘫的命运。

如果你在手术后的前两天问我她的情况，我可能要告诉你的是：今天她体温升高了，今天她的腹腔出现了脓性的分泌液，今天她的某个状况又怎么样了……你听着，一颗心悬起来，放下，悬起来，又放下……

重症监护室的治疗就像在悬崖之间走钢丝，左一晃、右一晃，病人随时可能掉下去。手术医生做了一次次手术，我们重症监护室医生要做的，就是在这个过程中，把病人的病情稳定下来。

尽管这个过程充满了惊险和不确定，但我们还是要一步一步往前走，因为目标在前方。当你走到彼岸回头看，会很害怕，但是走到彼岸，就是奇迹。病人在拼意志力，医生也在拼意志力。

这个小女孩的故事，是一个45天的奇迹。但这个过程真的不容易啊！我经常把重症监护室医生的坚持比喻成唐僧西天取经，他们内心有信仰，有信仰才能一步一步走下去，走下去才能看到结果。

如果你觉得遇到的重症监护室医生，讲话很急，还有点不耐烦，一定要原谅他。因为他们在跟家属解释病情的同时，还要看护病人，也许马上要进入抢救状态，为病人创造重生的机会。

目送落叶，

是我们对待死亡的态度

重症监护室也是一个经常会发生死亡的地方。死亡是生命的一部分。我要讲的第二个故事，是一个关于“放弃”的故事。

老王是一个COPD的病人。COPD是慢性阻塞性肺病，很常见，主要症状是咳、痰、喘。到了七八十岁开始反复住院，一年住3次院，3个月离不开医院，到85岁的时候，他开始呼吸衰竭——这疾病在慢慢地消耗掉他的生命力。

虽然这个病的结局，我们都知道，但当老王进入抢救室的时候，家属们不得不面临一个非常艰难的决定：是插管维持生命，还是安安静静地送他走？

家属们非常犹豫，在门口商量了很久。然后老王的儿子告诉我：“医生，请你们插管。因为孙子一个礼拜后要结婚，你让我们家里人怎么办呢？一边办喜事一边办丧事吗？”所以我们就给老王插了管，在强大的呼吸机的支持下，老王又醒了过来。

插管、依赖呼吸机的状态是什么样的呢？气管被切开，不能讲话，离不开呼吸机，活动范围只有那一张床。曾经有个老人用颤抖的手写下了自己的愿望：“医生，请让我死吧。”

事实上，这样的病人真的不少。我们不希望看到这样的结果，但是他能死吗？医生能够满足他的愿望吗？不能够。因为他的医疗决策是由家里人做的，身为他的家人，能够眼睁睁看着我们拔掉他的管子吗？

所以当并发症一次又一次来袭的时候，病人的状况会越来越差，到最后手脚紧缩，蜷缩在床上，像一截枯树桩。这种状态让家属伤心，也让医生伤心。

17个月后，老王走了。

我经常向病人家属作这样的比喻：当叶子必然要落下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把它留在枝头上吗？目送它自然飘落，也是对生命的一种尊重。

一朵注定枯萎的花，

在别的地方重新开放了

2017年元旦，我们医院发生了一件很触动我的事情。有一个病人脑死亡不久，在我们还没有跟他儿子谈之前，他儿子就在门诊四处咨询能否捐献父亲的角膜，主动表达了捐献的意愿。在我们充分沟通之后，最终这个病人捐献了所有器官。

当一个病人脑死亡的时候，医疗决策是由家属做出的，只要家族中有一个人反对，捐献就不能完成，所以当时我非常感动。

最初，当我们和病人、家属沟通器官捐献的时候，大家是不接受的。但是现在，越来越多人慢慢接受了这件事，大家对这件事的固有观念也在一步步改变。所以，越来越多器官捐献成功了。

2013年到2018年间，我所在医院的重症监护室产生了8位器官捐献的病人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做了至少100次努力。很多人会不理解，包括有些医务人员也会不理解，重症监护室医生是不是不应该去谈这件事？我觉得不是。我们会很谨慎地去问：“您愿不愿意这个病人以另外一种方式重生？”

因为有这8个脑死亡病人捐献器官，现在，有16个病人摆脱了血透的命运，有16位生活在黑暗中的病人重新获得光明，有7个人不再活在肝硬化的阴影下，有3颗有力的心脏继续在别人身上跳动。这不仅改变了他人的人生，也让逝者和家属得到附加的价值感。

我常说，一朵花要枯萎了，我们争取器官捐献，就是让它在别人身上重新开放。这也是重症监护室医生的一份责任。

信息来源：央视新闻